100年前，在嘉兴南湖的一条小船上，中国诞生了。与之相距100余公里外的上海滩，中国照明产业亦蹒跚起步。彼时，内则战乱不休，外则弱国无外交，民族资本宛若水上飘萍，在各种动荡、压迫与不公正待遇中随时面临着倾覆命运……
100年后，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。乘大国崛起之雄风，中国照明产业在规模、业务覆盖范围、创新应用等方面所向披靡。以木林森、雷士照明、欧普照明、公牛等为代表的一批龙头企业，怀囊括四海之志，并吞八荒之心，驰骋宇内，睥睨天下！
回顾百年征程，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了“环境”对“生意”的左右。产业乃至组织个体的发展，始终与国运兴衰、时代更迭紧密相连。正如社会学家汉斯·孔恩所言：人的至高无上的忠诚应该献给国家。因为，人的生命只有在国家的存在与国家的兴盛中才有意义。
战争后，五口通商，独钟上海。近代中国各行各业的知名企业和扛鼎人才，大多扎根于此。这里也是中国近现代商业文明的起点。
上世纪20年代初，洋火一统天下，美国的奇异厂、德国的亚司令、荷兰的飞利浦在中国大受青睐。1921年，胡西园研制出第一只国产白炽灯泡。他变卖部分家产，以勉强凑来的3万元开始了灯泡的生产。至解放前的28年间，民族照明产业发展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。
胡西园的亚浦耳、许石炯的公明电珠泡厂、李庆祥的华德光电等先后在1923-1929年期间创立，生产灯泡、小电珠、霓虹灯等产品。
据《上海地方志》记载，至1933年，全市共有华商灯泡厂11家，从业人员1200余人。此时，西方各主要工业国家已逐渐从一战中恢复过来，大量机械化的商品急需拓展海外市场。民族照明产业面临着对华资本的倾销。
如华德光电创办后不久就因洋货倾销而关闭。据胡西园自述，其一做开关的曹姓好友因产品畅销，被美商逼得走投无路郁愤自杀，工厂破产。
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，民族照明产业又多了一层官僚资本的盘剥。1936年，国民政府设立中央电工器材厂，第二厂专制各种电灯泡、电子管。
在此期间，洋货（特别是日货）、提倡国货为民族照明工业的发展，提供了一丝消费情感上的有利条件。
1937年八一三事件后，上海沦为战区。绝大多数工厂，惨遭战火蹂躏，或被日军占领。
在“誓不以工厂资敌”的信念下，胡西园和吴蕴初、范旭东等企业家做出了将工厂西迁的决定。那时，交通不发达，炮火就在身后，要将笨重的机器设备、原材料翻山越岭地迁往重庆，其中艰苦，可想而知。
至11月14日，历时92天，亚浦耳灯泡厂终于到了重庆。但因匪盗、乱兵沿路劫掠，设备等大受损失。据胡西园回忆，后来迁至重庆的电工器材业共33家。
然重庆亦非安全之地。日军空袭频繁，工厂经常停产。五金器材、燃料等原料亦非常紧缺，加之官僚资本的排挤，民族照明工业一片黯淡无光。
内战期间的照明工业，进一步萎缩。胡西园用“苟延残喘”四字来形容此间的亚浦耳。
据悉，1949年，我国年产白炽灯光源1252万只。灯泡厂主要分布在少数几个大城市。以上海为例，全市共有电灯泡生产企业20家，从业人员约1300人。相比16年前，几无增长。
1、冷战状态下，电光源纳入战略性物资。“战时保障经济”方针下，除西藏外，每个省、市至少有1-2家灯泡厂。
2、50年代中期完成公私合营改造。所有的民营照明企业、外资企业都在这段时期内收归国有。如亚浦耳灯泡厂、美商的奇异厂、日本在沈阳建的灯泡厂等。
3、电光源技术取得重大突破。那时，西方对我国进行经济封锁，许多关键核心技术垄断在欧美国家手中。吴祖垲、郑良永、蔡祖泉等老一辈科学家，披肝沥血，取得了荧光粉、钨丝等核心原材料技术的突破，并研发出荧光灯、高压汞灯、长弧氙灯、摄影用卤钨灯、舞台用灯等一系列节能高效的新型光源和特种光源，填补了我国诸多电光源技术的空白。
4、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体制。政府对行业的管理事无巨细，从原材料的分配、厂址的选择，到设备调剂、生产指标、价格制定、产品销售等等。因产品短缺，亦需凭票购买灯泡。
5、企业生产规模都比较小。至1978年，国内共有光源、灯具、各类电器附件类生产企业200余家。其中，35家左右规模较大的光源企业中，亚明灯泡厂、广州灯泡厂等年产值也不过3000万元。
6、企业自主经营权弱，生产经营效率低下。企业的生产收益全部上交地方财政。按照政府的定价，一只灯泡售价0.33元，仍有10%左右的利润。但是，像新疆、青海等西北省份，制作灯泡的大部分原材料都需从外地调入，运输线长，由此造成生产成本高达0.7元/只，基本上生产一个，亏损一个。
7、消费层面主要满足基本的照亮需求。在居民消费层面，白炽灯和拉线开关基本一统天下，也没有灯饰的概念。
1978年，改革开放的巨擘开始启动，中国以不可逆转的姿态向商业社会迅速转轨。
这40余年间，全面市场竞争的照明行业，是一个变幻莫测、富有活力和想象的行业，大概每十年就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。
改革开放最初的十余年，市场经济的大闸被小心翼翼地打开。这时的照明行业，国有企业仍是舞台上的主角。那些率先打破旧规则束缚、大力引进设备及技术、重视产品质量和管理的企业脱颖而出。
比如佛山照明，在80年代初期就大胆开启了自销之路；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造，曾一口气就引进了40条T8自动化生产线，同时注意消化、吸收；打破平均主义，按劳取酬，变革用人制度、管理制度，从一家年仅300万元的国有小厂，一跃成为中国灯王。
在这段时间，具有地缘、文化优势的港台商人，开始来大陆投资设厂。中国照明企业也开始尝试走出去，如广东照明企业组团到香港参展，尝试外销等。在这种交流沟通中，中国照明企业渐渐了解了欧美市场，窥探产品潮流趋势，也看到了在质量、研发等方面与国外的差距。
这段时间是照明民营企业活跃涌现的繁荣期，三雄极光、欧普、雷士、木林森、公牛等日后驰骋照明行业的巨头都集中出现在这段时间。它们在当时并不起眼，马秀慧、孙清焕、阮立平等日后在行业里叱咤风云的领袖，彼时都只是小人物，甚至连他们都不会想到，自己在未来的时代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。
90年代初期，人民币大幅贬值，中国商品在世界市场上的价格变得便宜了，中国成为一个更加吸引外部投资商的市场，跨国巨头纷纷加快了在中国投资建厂的步伐。它们享受着“超国民”待遇，攫取高额利润，盘踞在食物链的顶端。
而由于还不大懂得市场规律以及资本运作，中方在整个合资过程中显得过于单纯与理想化。几年合作下来，合资公司渐渐沦为外方的“代工车间”。这种代工基因，让他们习惯了大制造、规模化生产，在面对复杂、个性化需求多变的国内市场时，也往往显得力不从心。
跨国资本与民营企业，剧烈地冲击着很多国有老厂。它们在竞争中渐渐失利，关、停、转、并，在中国加入WTO前，绝大多数已相继凋零。
这期间，灯饰照明行业品牌意识觉醒。雷士照明首开行业专卖店、运营中心模式，三雄极光体育营销风头无两，欧普大拓渠道，钜豪照明等一批灯饰企业纷纷邀请明星代言。在这十年间，它们完成了“生存-做大-做强”的蜕变，奠定了行业里的江湖地位。
随着首届灯博会的召开，古镇快速发展成全球最大的灯饰照明集散地。以古镇灯饰报为代表的行业媒体大量涌现，成为推动行业品牌化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。
随着中国在本世纪初加入WTO，照明行业的对外贸易进一步扩大。然而，国内大部分灯饰照明企业处在价值链的低端，缺乏自己的自主创新和专有技术，只能“以量取胜”，并由此背负上“倾销”的罪名。金融危机下，以粗放型增长为特征的中国灯饰照明出口业务遭遇了重挫。照明企业日益意识到：建立在土地、劳动力等低成本优势上的发展模式越来越没有价值，产业必须向高质量、高水平、品牌化方向发展。
这十年，一方面互联网以无比的破坏力颠覆了原来的商业业态；另一方面，LED这一新光源给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。在这些内外因素作用下，整个照明行业处于一股激情的洪流中，到处充满了渴望重构、重塑旧格局的浮躁气息。这十年的机会很多；但是，陷阱与坑，也不少。
一是产业向资本竞争阶段升级，强者愈强。2009年，科创板正式开市。2019年，科创板成立并试点注册制。
2010年以前，照明上市企业屈指可数。而自2010年到如今，一大批LED企业登陆资本市场，雷士、欧普、三雄极光、木林森、洲明科技等等。
资本是个放大器与加速器。借助资本市场，企业补充了丰盈的流动资金，财富积累、规模扩张的速度越来越快，并在“资本鞭子”的抽打和督促下，为扩大利润而不懈努力。头部企业纷纷扩充产品线，走上全品类、全渠道化的策略，侵蚀着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。行业内并购、整合现象越来越多，头部聚集效应越来越明显。
二是电商规模快速增长。互联网时代，渠道、信息传播等变得越来越碎片化、多元化，网购比例逐年攀升。一批淘品牌脱颖而出，但很快又遭遇纯电商模式的先天瓶颈，它们很多昙花一现。雷士、欧普等拥有强大品牌、渠道优势的企业，快速反超，霸占着电商榜单榜首。
这里穿插一下，2015年前后，O2O概念一夜之间在行业里变得火爆起来，相应的O2O平台突然涌现出了二三十家。然而，它们中的绝大多数在烧了一堆人民币后黯然退场，只有少数幸存者。
三是城镇化、一带一路红利。金融危机后，政府推出4万亿救市计划。城镇化进一步推进，大型基建工程兴起。同时，伴随着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与日俱增，一带一路的拓展，奥运会、世博会、亚运会、G20峰会、金砖五国峰会等一批全球性的大型赛事及盛会相继在中国召开。这些盛会，带来了大量的灯光应用需求，尤其是户外亮化、文旅夜游灯光市场快速增长，一大批上市公司、中高端细分市场品牌，分食到了这块蛋糕。
四是跨界资本涌入，产业技术及产品创新迭代频率加快。从起初的LED芯片、封装、显示屏等各路资本的疯狂涌入，到后来涂鸦、小米、华为等互联网平台及智能控制系统企业等因智能照明而入局，十年间，LED通用照明快速爆发，智能照明崭露头角，技术迭代频率加快。在多种跨界力量的融合下，新产品、新应用层出不穷，创新的想象空间无限广阔。
五是国进洋退。LED照明时代，跨国巨头把持的传统照明时代的技术垄断优势逐渐被瓦解，在产业转型升级中反应迟缓，剥离、出售旗下照明业务，或者直接退出中国照明市场。中国LED照明企业凭借着市场敏感，借助产品转型实现全面提升，迎来弯道超车的千载良机。